抢占制造业发展的制高点成为国家经济战略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再次点燃人才战争

就业极化体现为技术极化和空间极化

中国没有多少百年企业，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工匠精神没有能够得到有效传承

自《中国制造2025》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开启了制造业由大变强之路，在这迈向制造强国的道路中，每个产业工人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这发展的大浪潮中，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会迎来什么样的变化？新技术带来的科技革命是否会冲击固有的就业结构？未来，他们将如何找到自己的工作定位？

2017年12月23日，第七届“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论坛”暨《2017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不少与会专家表示，未来中高端制造业将成为就业新引擎，劳动力市场将发生“极化”，同时，社会将迫切需要适应不同产业发展的“大国工匠”。

“制造强国的竞争，就是中高端人才的竞争”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报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供应链条。这样完整的产业体系曾经为不同的劳动者提供了多样化的就业岗位，而随着时代发展，制造业迈向中高端的大幕已经拉开。

国际众多历史经验表明，制造业是一国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和经济发展的支柱，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全球综合竞争力中的地位。因此，抢占制造业发展的制高点成为国家经济战略的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

《报告》显示，中高端产业的迅速发展对就业的正向影响已经凸显出来。2006—2015年，中国高技术产业从业人数逐渐增加，从2006年的744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1354万人，年均环比增速达到6.8%，高技术产业从业人数明显高于各产业就业人员增长情况。

《报告》主要的撰写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表示，高技术产业就业结构稳步优化，主要表现在研发人员在企业从业人员当中的占比逐渐增加。

“像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通信制造业、计算机和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卫生业等行业，这个占比还是比较高的。”李长安说。

此外，李长安指出，对比不同受教育程度新增劳动力的相对结构变化，我国人才结构优化升级的特征体现更为明显。

“2001年，我国劳动力市场新增人员结构是以初中阶段受教育水平为主，规模为735.3万人，占比为62%，到2015年劳动力市场上，新增人才以高中人才为主。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到1999年高等教育扩张，30多年人才培养，我国逐渐积累了一定规模的人才队伍。”李长安说。

“然而中国在全球化的体系中并非制造强国，在众多可能的原因中，人才缺乏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李长安表示，以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再次点燃人才战争，未来制造强国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是具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知识的各类人才的竞争。

科技发展引发劳动力市场“极化”

如今，中国制造正在向“中国智造”演变。

以共享单车为例，据统计，摩拜在市场上运行大概有700万辆车，通过独立的交互芯片，可以搭建足够大的物联网，700多万移动的自行车在大街上可以实现精细化的动态运营。可见，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方面的转变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制造业的范畴。

随着这些技术的发展，“就业极化”开始出现。

《报告》指出，就业极化体现为技术极化和空间极化，中国部分行业已经出现技术极化现象的前兆，空间极化已经在东部地区出现，劳动力呈现向东部地区聚集的特征。

李长安表示，尽管中国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技术极化现象，但是从国内统计数字来看，技术极化已经初现端倪。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2011—2015年间，互联网及人工智能等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得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产值占比从2011年的52%增长到2015年的60%，该产业扩张意味着未来机器对就业的挤出效应将会出现。

“机器极化也将不再遥远。”李长安解释道，除了制造业，服务业的技术替代步伐也并不缓慢，银行业的机器换人现象是最为突出的行业之一，2014年银行离柜业务替代率超过了50%的银行仅仅有33家，而在2016年，离柜业务替代率超过了70%。

面对劳动力市场的“极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大树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我觉得劳动力市场上还有两个极化问题，一个是高端化，还有一个是极化，那就是职业工人向高端发展的同时，生活低端化，有些职业工人工作生活不稳定，没有相关培训，流动性过高，不利于一个稳定宏大的产业队伍的形成。”王大树说。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提高“量”的基础上，提升劳动力的“质”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和蒙古局副局长戴晓初看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在稳定过程当中，要向“质”的方向着力。“特别是在制造业方面，以人工智能、信息化、智能化、机器人为代表的新技术，对中国和全球的劳动力市场来讲都会带来深刻影响”。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信息处处长郭成认为，随着未来人工智能的几何级数变化，特别是对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就业替代效应产生了，这对就业的冲击力会更大，影响面会更广。

“下一步我们要关注技术进步对就业风险的冲击，特别是受到技术进步冲击的低端劳动力，如何促进他们再就业，稳住整个国家的就业形势，这是值得警惕和思考的。”郭成说。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赖德胜认为，“人力资本质量”将成为中国迈向制造强国进程中的关键因素。

他指出，从“人口数量”的比较优势转向“人口质量”优势是指通过教育和培训等不断提高全体民众和广大劳动者的素质，同时注重培养“工匠精神”，才能主动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灵活应对全球竞争的挑战。

制造业强国呼唤更多“大国工匠”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的百年企业没有外国那么多？截至2013年，全国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日本有3146家，德国有837家，荷兰有222家，法国有196家。然而，作为GDP全球第二的制造业大国，中国却没有多少百年企业。不少专家认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工匠精神没有能够得到有效传承。

在国务院颁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中，明确指出了大国工匠和创新型技术领军人才、技能紧缺人才是未来制造业人才需求的核心。具体任务包括：到2020年，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年以上，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2%，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28%左右。

因此，《报告》指出，优化制造业人才培养和发展的环境，完善人才的使用、流动、评价、激励机制，是吸引人才、造就人才的重要环节。这既需要政府不断加大人才培养的投资力度，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也需要企业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优化内部激励机制。

李长安表示，大国工匠精神主要表现为以下5个方面：执着专注、作风严谨、精益求精、敬业守信、推陈出新。“我经常跟学生讲，你能把你的本职工作做好了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现在的实际情况，很多人做不好本职工作”。

“有些人会有‘职业厌恶感’，其实做得很好，但是一说自己的职业就很厌恶。大国工匠精神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多的是谨慎和理念，在小事上体现一种工匠精神，然而在中国，大部分人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李长安说。

对此，中国劳动学会会长张车伟表示，随着科技的发展，技能人才在技术和精神方面的培养难度更高了。“我们的教育体系、培训体系投入的力量、资金巨大，家庭投入也很大，但是培养的是不是适应了新时代人才的要求，这个我们值得反思”。

而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看来，“工匠精神”就是一种不忘初心的精神。

“有的人干一件事时间长了可能就忘了初心，可能就厌烦了，对职业产生厌倦感，时间长了甚至会厌烦社会。我认为社会需要培养一种理性的精神，一种感恩的精神。”杨宜勇表示，人们还要学习一些外国企业不受诱惑干扰，从容对待工作的匠心。

对于培养“大国工匠”，全国总工会政策研究室主任吕国泉认为，产业工人建设问题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有高质量的发展，就要把产业工人建成一支有理想、有理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精神的队伍”。